在《死神永生》所描述的遥远未来，“罗塞塔石碑上的语言是英语和汉语的混合体。”英语是一种全球性的语言，你对此有何看法？在小说中，英语是否仍占据统治地位，用以描述科学和文化概念？其他语言是否有崛起甚至成功的机会？
英语目前的统治地位应该是随着英国成为全球性的大国而形成的，后来美国的诞生和崛起更加强了这种地位，因为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发源地和推动力，英语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表述科技的语言。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文化占据世界文化的强势地位，所以对文化的表述语言也以英语为主。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即使英语世界衰落下去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达千年之久），拉丁语仍然是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直到今天，这种古老而复杂的语言在医学和植物学中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在《三体》三部曲中，来自中国的角色拯救了世界。美国的科幻自成一体，也是科幻文化的中心。如果作家自身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小说的核心，科幻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全球性的文学？人类是否能够摆脱和克服这种“自恋”——这种与生俱来的对于国籍，主导地位和市场导向的需求？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作者倾向于让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物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是因为本国的读者最熟悉这样的人物，这大多是从创作的便利和读者群体的考虑，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文化自恋关系不是太大。具体到科幻小说来说，由于美国是目前科技和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人成为科幻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很自然的事，这并不影响科幻小说成为一种最具世界性的文学，因为不管主人公的国籍如何，在科幻小说中，人类大多是以一个整体出现的，而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危机与希望，也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在《三体》中中国人成为拯救世界的力量，在以前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在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力量的增强，这种设定不再有那么强烈的违和感了，至少没有听到有读者在这方面感觉不对。事实上，与以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人类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一员，更多地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也是科幻小说近年来在中国取得大量读者的原因之一。
中国正在发展与非洲和印度的关系。南亚和非洲“陌生”的民族与文化——它们不在你的读者们直接了解和考量的范围内——在“地球往事”系列中，以及在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是以何种姿态出现的？
科幻小说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文学体裁，由于它的这一属性，当然会把注意力和描述的重心放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像南亚和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地区在主流科幻小说中确实很少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像《光明王》这样以印度教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其中的人物也是西方化的。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在美国的科幻文学中，西方之外的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出现了像获得雨果奖的《发条女孩》这样的作品。相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科幻小说也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
女性主角在你的小说中具有重要地位。女性评论家（和读者）对这一系列作品的反应与男性有何不同？你的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巨大成功，你认为这与选择女性作为主角有关系吗？
在我的科幻小说中，人物并不占据核心的位置，更多的是做为讲故事的工具，其中的大部分人物性别特征并不明显，女性成为重要角色只是一种比较随意的选择，更多地考虑到故事中人物的性别均衡。对于读者和评论家来说，无论是男性或女性，在评论中对我的小说中的人物的性别因素并未给予太多的注意，同时我也相信女性人物不是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
《科幻研究》（2013年3月号）发表了你的一篇精彩论文，其中说到，作为一名作家，你进入了“社会实验”阶段。在《死神永生》中，程心的塑造完全是基于超强的母性本能与责任感。在过去，你对科学的关注大于对人物本身，那么如今，作为作家或者作为个人，你感觉自己对于人类具有什么样的责任？你的作品在国外获得成功且广受欢迎，在此之后，你对自己的作品和读者群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对人类文明的看法一直没有变化，无论是做为一名作者还是一个普通个人都是这样，我认为无论是人性，还是普世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都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以适应人类所处的环境，并不存在永恒的人性和道德，在《三体》三部曲中，我一直试图表现这一想法。做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我曾经一度对自己创作的这种以科技想象为核心的科幻小说信心不足，认为这种传统样式的科幻小说在今天已经过时，但这部书在中国和欧美的成功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这让我想起了阿西莫夫的一句话：“当新浪潮的泡沫退去后，硬科幻坚实的海岸将再次显露出来。”
